1、 作为中国一九八零年以后出生诗人中的代表性写作者，熊盛荣是一个早熟而沉郁的诗写者，也是一个理性的抒情者，还是一个与时尚、腐朽、虚伪有距离的思想者。他早期的写作主要是以一个特殊记忆的托盘为基础，在调动童年经历和回望故地的过程里，不断对现实生活中复杂体验进行的精神综合处理，因而他的文字又充满着强烈的个人境遇色彩和沉郁的忧郁气息。在这过程里，批判与反思态度一直镶嵌并支撑着他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呼应，同时，同龄人中少见的尘世忧虑与理想主义倾向得到坚持，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的人文关怀意识得到酝酿，也正是这些诗歌和时间所必须的知识分子特质，使他在“八零后”诗群里居于前沿。
黔南：风吹
风吹牛羊：是沙
风吹流水：是泪
风吹一个人：是一粒比沙还细的沙
一滴比泪还小的泪
风吹桃花：是巫女胴体的气息
风吹星辰：是血液点亮的灯盏
风吹大地：是风把白天还给黑夜
风又把黑夜还给白天
风吹。风吹
风吹更大的风：是大音稀声的黔南
像诸多以特定山水为精神背景的写作者一样，“黔南”是熊盛荣的记忆调动与精神（及阅读）经验处理的一个关键词，准确地讲应是砝码！每个诗人心中都有一枚特殊的砝码，熊盛荣的“黔南”也让我想起了滇籍诗人施工的“哀牢山”与浙江诗人谢君的“浦阳镇”；应该说，这类砝码既是具体的又是广义的，其动用与变化则与后天的、后来的不断与更新的变化如伦理道德评估、审美向度及文化感觉相关。事实上在熊盛荣诗里，黔南又可扩大为江南、华南，以至于整个乡土中国，甚至也可说诗中的它几乎也就乡土中国一种众所皆知的缩影，一个可以不断翻新的意义，一个层出不穷的隐喻；因此，熊盛荣的写作勿宁说是对传统精神脉络的一种自我判别与重识，一种随着自我知识的积累的对一方相对熟悉的地域——也是对曾经的时间的诗性梳理。
一方山水的最佳作用实则也是有了一个相对合适的精神“中介”，如果我们只站既定的阅读接受习惯来看，只将这样的诗作视作地理文化的颂唱与传统型的乡土赞歌，又并不恰当。因为乡土写作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的再感悟及其在现时空中的重组，这时更上一层的诗人自然而然也会无意于“本地”的——当那肉眼看不见的风已抵至“灵魂的纵深处”时！正如，“藏北”并不真的仅限于藏北：
大风
人群,这些浮动的面孔，炭火一样的
半暗半红。大风吹动着他们
就像吹动着秋天里成熟的青稞
皱纹里的光阴，就在风声里悄悄地走远了
这是藏北：风吹送着风
吹送着更大的辽阔。大地上的行人、车辆和牛羊……
像一粒粒细小的沙，在风中缓缓地移动
而佛的消息四处散播。经幡飘动
取经的人风雪兼程，大风为他打扫着前方的路
而路不是在前方，而在灵魂的纵深处
乡土主题是一个亘久而庞杂的谜，像太阳重要而必须，却又会因相对的熟悉、亘定和高与大而对它见惯不怪视而不见，对乡土的诗性认识，往往在易地移位后，会分娩出异样与更新。随着时间的流动与身心的位移，熊盛荣早已注意到地域倾向的某些局限并及时作出了反思，在他的后期诗作中，已不单对作为个人记忆模块的一方山水持高度肯定和认可态度，他开始了对传统和知识的再体认与辩证。确实，具体的某地，只是诗与思“暂借”的载体，熊盛荣虽然对熟悉的“当地”采取了肯定的理解态度，但事实上这块土地也是广义的，他对此先是借用了“诗歌（语言）”这一中介，继而又在诗的同时借用了“记忆（家乡）”这一中介，他在对所知的过去（或是目前）进行分析的同时，又努力地想着超越以进入另一个高远的乌托邦，这种困难中的努力无疑反映出一个写作者的认真与自觉。
那么，对此是不是可以将“乡土”视作一个踏板或载体呢？或者说该清醒地看到所谓诗意的栖居，应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一个过渡呢？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福克纳或马尔克思眼中的特定地方同样是“重大”和“意义”的，但事实上这样的重大却又是由“互动”来共同完成的，一是作者的知识（写作的第一资源），二是作者对知识的再分配，也可以讲是对知识诉求的中介的寻找如特定的地方（写作与生活及现实的先行对接），三是对个性化与共性化的平衡处理，如小麦就那样子而为什么它在某地某时偏就是“特殊”的？在此过程中当然还有语言能力、思考的角度与深度、审美趣味与道德观、历史观等的穿插。
——这样，也许就牵扯到了价值观这个敏感的核心话题了，对于一个明智的写作者，熊盛荣似已感到，他更需要的是这样的迂回行进：靠近、穿过公共价值去寻找个体价值，以至于终极价值。就传统角度的写作及地域主题倾向看，过多的范本已向清醒者暗示：必须逾越山水花草及玉米小麦与相关的人群共同体构成的特定地理文化板块，必须穿过层出不穷的对乡土的反思审视与膜拜感恩，这样，更可能挨近那暗藏着的某种终极价值，它应该就是目的！
终极价值是唯一的也是不可再解释的，基本上不再需要比较的某种价值，那么这样看又是不矛盾的：同样的极点，靠近与抵达的时间、方法与路径是不同的；对于诗歌，对于诗人，就对于熊盛荣而言，方向并不是问题，题材（中介物）也不是。因为清醒的他显然也看到，一直“笼罩”在乡土倾向写作者那里的，是因政治、经济和某些社会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文化虚荣与意识盲从，只见一斑式的矫枉过正，是实际上已脱离了本质的文化心理夸张与膨胀。
价值仍在，在终极处，过程中的若干变化纯属自然，而作为题材的乡土或特定地理内容，仍是一种工具和中介物。如此，熊盛荣后来的写作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在他后期的诗歌中，主观的阐释与价值定义随着自身认识及知识的逐步更新后，缓缓注入了对地理文化的、建立在后天的、位移后的、综合知识的持续反思。是的，诗意无处不在，但诗歌这种文体的本身却是很局限的，并不能无所不包；尤其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主流意识形态曾经的助推和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下，乡土抒情总以高昂的声调、主观的表达和强硬的公认的价值判断来强行推进的，这其实使得它在很现实的同时，又脱离了新的现实或更可能的现实，或拒绝了与新的现实的有机对接。
其实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乡土有相对的大小之分，如果要拓展、深入，其时作者心里眼中的特定乡土就必然会有变化，其时它就不能不成为一头豹子身上的一个斑纹，这种“长久不衰的解释”肯定就不再是“某地”，其时，乡土的表达实则已上升为文化的例子与知识的考古行为了，这样写作者需要的或面临的任务就滚滚而来，如想像力的完善、激情的坚持、文化的反复判断与运用、心理距离及审美角度的调整等；想来熊盛荣会在以后对此继续有着可以期待的反应。
2、 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后的中国诗歌在传播的合力下，诗人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价值观等方面均呈现出“混沌”状态，混沌，表明了盲动与燥动的暂时，也暗藏着革命的可能。与以前不同的是，新的功利与虚荣组合的焦虑与空虚也过早地笼罩了年轻一代写作者，而熊盛荣在此喧哗的时空中体现出的意义，更多是“有所思”而非写作技术上的，我们也知道，技术的难度随着时间的更新是会缓解的，它从属于经验，它作为语言经验时又从属于思想经验。因此当时光在回顾这一代聪明的头脑时，熊盛荣式的存在无疑又像是一种不容忽略的砝码，它孤独而忧郁，代表承接，又体现扬弃。
由此熊盛荣又是一位很有自持力的诗人。他知道节制，或秩序，虽然在对文化与人的关怀与焦虑中他并不轻松。他善于在本来无序的时空中择地静默和幽思，他在“乡土中国”这一可复制的不锈的模块中懂得了沉静，学会了缓慢，但不是停滞，而是将自已本身视作一个新鲜的模块，试着将它放置于各个不同的场景与背景；这是一个必须的反复的实验、也是经验，想想，一块石头，置于流水中、山中、草原、沙漠与冰雪中，其变化自然不一样。奇石之奇，需要与众不同的“经历”，以及对经历（经验）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力。譬如就下面这首诗作看，且先不论此诗的“好”与“不好”，它至少表明了一种年轻诗人们所少有的“胸怀”，一种忏悔、自省，一种责任；它们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基础上的：
祈 愿
请允许我感谢那些阳光和雨水
那些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这些年来，我做错一些事
我愧对一些人
从现在起，我很想建一座教堂
在房前种植花草，在后院喂养白鸽
听教父的颂词，听陌生人的祈祷
听结婚的新人吐露着爱情的誓言与心声
夜里，给那些失眠的人敲钟
给那些途中赶路的人点上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这时我拥有那窗外的风，那夜空的星子
那梦中人的呓语，那整个世界的辽阔
我一边向自己的内心忏悔
一边向他人的背影祝福
而就现在看，熊盛荣似乎面临着两个任务，其一是对现实的处理问题，这涉及的是写作的资源及相关态度。显然他的现实观被太多的知识因素无意间阻碍了，后者反而对现实的细节产生了遮蔽，或说阅读知识有时会影响他对现实细节的选择，这也使他的价值判断缺少了复杂多样和应有的灵活，从他的诸多诗作可以看到，他的叙述（不是叙事）更多是情绪化展示，他事实上并不过多想着去理解或对其诗所涉的记忆进行重新打量和价值重估.
